西汉关西农业与黄河水患

西汉时期，黄河水患由轻趋重，最终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，究其原因，笔者认为与大力开发关西农业有直接关系。

西汉定都长安，中央机构庞大，关中生产的粮食不能满足京城食用，需“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（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）。建都初岁需漕粮数十万石，70年以后增至“百余万石”，而且转运艰难，途中损失严重。因此，发展关西农业，就地筹粮，成为解决京城长安缺粮问题的最佳选择。

关西地区干旱少雨，引水灌溉是发展农业的主要途径。战国时，秦开“郑国渠”，引泾水灌田四万馀顷。西汉时期关西的灌溉农业又有新发展。武帝元光六年（前129年），从长安引渭水沿南山而东，过华阴汇入黄河，可灌溉渠下民田万余顷，“损漕省卒，而益肥关中之地”（《史记·河渠书）。开渠后，漕、溉两利，“人以为便”。之后，河东太守番系引黄河、汾河之水灌溉农田；临晋（陕西大荔东）凿龙首渠，引洛河水灌田。

西汉初年，匈奴占有漠南及河套地区，骑兵南下直通长安。汉朝征调男丁轮番戍边，然士卒不习边情，战守不利，多有弊端。文帝在位时，实施晁错提出的“徙民实边”政策，向上郡（陕西西北部）、北地（陕甘宁交界处至银川平原）等郡移民，使之且耕且战，以稳固边塞防御。武帝即位后，大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，并有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。元朔二年（前127年），卫青收复河套，置朔方、五原郡。当年夏，“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”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。元狩三年（前120年），关东大雨成灾，百姓饥乏，武帝乘机“徙贫民于关西，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。除招募贫民外，武帝还发布诏令，迁徙“奸猾吏民”于边郡，将募民实边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。至元鼎六年（前111年）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（山西、陕西交界之黄河沿岸）、河西（湟水流域及河西走廊）等边郡，“戍田”者已达60余万人。边郡农业蓬勃兴起，朔方曾动用数万人“穿渠”，工程历时数年，足见工程规模之大。而自朔方以西，“往往通渠，置田官”（《汉书·匈奴传上》）关西边郡多地处陕甘宁，黄河以西、北、东三面流经其地，黄河支流又贯穿其腹地，为发展灌溉农业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，从而促使关西农业进入持续发展的阶段。

西汉开发关中及移民实边的政策大获成功。然而，关西农业的发展，也给黄河下游的水患埋下了祸根。

关西诸郡占有黄土高原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，黄河及其主要支流都流经这里，此地是黄河泥沙的发生地。古老的垦植方法引起水土大量流失，黄河水含沙量不断上升。另一方面，灌溉农业的扩展又导致河水流量的减少。汉代社会对灌溉农业的优势已有充分认识，关西以外的郡县也在持续不断地拓展灌溉面积，而当时灌溉用水皆取自江河湖泽，黄河水被大量引走，导致水流量减少，流速减缓，泥沙因水流冲刷力减小而沉降加快，河床迅速抬高，旱季灌溉用水多时，此现象最易出现，待雨季洪水骤至，便发生决溢。西汉末年，张戎对此已有论述：“今西方诸郡，以至京师东行，民皆引河、渭、山川水溉田。春夏干燥，水少时也，故使河流迟，贮淤而稍浅；雨多水暴至，则溢决。”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，黄河水患已非常严重了。

西汉黄河水患，依灾情轻重可分为前、后两个时期。前期自西汉建立（前206年）起，至永光四年（前40年）；后期自永光四年至西汉亡。据《沟洫志》记载，前期160余年间黄河决口三次，其中元光三年决于瓠子灾情最重，黄河改道。23年后决口堵塞，水归故道，但不久又决于馆陶。其后期的起始时间，恰值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后十余年，此时关西农业进入持续发展阶段，但黄河水患也更发生频繁，50年间决溢四次，而且灾情日益严重。建始四年（前29年），黄河再决于馆陶，改道东流，殃及四郡三十二县，淹没土地十五万顷，受灾百姓九万七千余人，灾情已相当严重。鸿嘉四年（前17年）黄河溢于勃海、清河、信都（皆在河北东南），其灾情“数倍于前”。